編者按：2024年4月，廣西師范年夜學出書社·年夜學問出書了汗青學者李孝悌的《瑣言贅語：明清以來的文明、城市與發蒙》一書，該著是他在社會文明史代表作，提醒明清以來文明、城市與思惟的多個面向，展示暗藏在城市深處和汗青塵埃里的生涯本相。全書內在的事務橫跨五百多年的汗青，從明代洪武年開端延續到“五四”口語文活動，觸及城市社會、思惟發蒙與文明等多個議題，亦對近古代文學研討有“借鏡”之功。經出書方受權，我們特遴此中第四章《白下瑣言》（節選）發布，以饗讀者。這一部門經由過程對《白下瑣言》先容與研討，奇妙地展現了考證與傳說的交錯，為讀者供給了一個全新的視角來懂得處所史編輯的經過歷程和價值。
《瑣言贅語：明清以來的文明、城市與發蒙》，李孝悌 著，廣西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24年4月出書
在明清士年夜夫撰寫的南京雜憶中，甘熙的《白下瑣言》教學場地無疑是繼顧起元的《客座贅語》之后，別的一本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作品。在概況上，這些作品都是依筆記小說的文體，一條一條，沒有構造、沒有主題地撮集而成，雜瑣而不成系統。可是，透過處所志編輯者的摘錄、標舉，這些零碎、非正式的小我記憶，被歸入官方、正式的汗青記錄中，成為處所汗青的系譜和年夜敘事的構成原因。顧起元的《客座贅語》被康熙七年(1668)陳開虞主修的《江寧府志》大批采用，以其水平而言，當然是一個相當特別的案例，但就筆記小說與方志記錄的關系而言，并非僅此一家完成了漸變成長。甘熙的《白下瑣言》就是別的一個例子。
同治年間續纂的《江寧府志》，對金陵敘事的系譜和傳承作了很是明白的排序：
金陵古帝王州也。……其志勝景，則權輿于唐許嵩(《建康實錄》)、李吉甫(《元和志》亦旁涉奇跡)，迨宋張敦頤(《六朝業績類編》)，……元張鉉(《至年夜金陵新志》)，明顧璘(《金陵名園記》)、陳沂(《金陵古今圖考》)、顧起元(《建康宮闕都邑圖》《客座贅語》)、盛時泰(《金陵紀勝》)、周暉(《金陵瑣事三編》)、曹學佺(《勝景志》)，諸人益侈且備。
這連續串包括方志與筆記的南京敘事系譜緊接著的，是陳開虞和呂燕昭分辨于康熙七年修纂的《江寧府志》和嘉慶十六年(1811)編撰的《新修江寧府志》。很顯明，在同治年間府志修撰者的眼中，顧起元和周暉等人關于南京的雜記作品，和《六朝業績類編》《景定建康志》《至年夜金陵新志》及清朝的兩本官修府志，曾經不分種別地成為南京千年汗青敘事的一環，而他們本身要做的，則是為這個一脈相承的汗青敘事，做補強更換新的資料的任務：
陳、呂二志之所采掇也，事歷八代，閱千數百年，遺文墜緒，變革而埋沒者多矣!茲纂舊聞，繼前軌有所不容己于記者。所以壯山水之靈秀也，作《名跡志》。
甘熙的《白下瑣言》就是在這個與時推移、補強更換新的資料的準繩下，進進了攙雜著官方敘事和私家雜憶的汗青的殿堂：
高岑《四十景圖》、余賓碩《金陵覽古》，國朝書也，然于嘉道間尚遠，惟王友亮《金陵雜詠》、陳文述《秣陵集》、周寶偀《金陵覽勝考瑜伽場地》、金鰲《待征錄》、甘熙《白下瑣言》、李鰲《金陵勝景詩鈔》，皆以當時之人話那時。
從下文的剖析中，我們可以明白地看出來，甘熙寫《白下瑣言》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為未來的方志編輯者供給可托的數據；而在寫作經過歷程中，顧起元的《客座贅語》是主要的參照點和對話對象。在甘熙過世后不久，同治版共享空間府志的編輯者，就將他和顧起元及其他二十位作者，配合歸入建構南京汗青闡述的眾神殿中，這無疑是最年夜的身后哀榮。甘熙的《白下瑣言》固然無法像《客座贅語》那樣，在府縣志的層級占據很多篇幅，但依然發生了必定的影響。同治十三年(1874)刊刻的《上江兩縣志》，在列女、忠義、貞烈、名宦、鄉賢諸卷外，于卷二十三零丁列一卷《忠義孝悌錄》，我猜忌是由於遭到甘熙的啟示。傳統的官方史乘中，固然有孝義傳，但并無以“忠義孝悌”定名者，袁枚刊修的《江寧新志》也只用了“孝悌傳”之名。而甘熙在道光二十年(1840)，有感于“忠義、孝悌散見群籍，未有裒集之者”，因此參考史傳、志乘的記錄，編成《金陵忠義孝悌祠傳贊》一書并發行。
我猜忌同治《上江兩縣志》應用“忠義孝悌”這個特別的詞語并以其為主線另立專卷的另一個緣由，和這套方志的編者有關。在八個方志分修者中，江寧試用訓導甘元煥是甘熙的堂弟，在甘家圖書館毀于承平天堂之亂后，一向試圖重建。另一位江寧廩生陳作霖則顯然對甘熙的著作了如指掌。由陳作霖本身編著的一系列金陵鄉土志中，我們又可以看出甘熙的《白下瑣言》曾經超出了《客座贅語》，或許至多和《客座贅語》并列，成為晚清鄉土記憶最重要的泉源。
依據陳作霖本身的說法，他“隸籍建康，留意文獻，兩襄志局”，在修纂方志外，又編輯了《金陵通紀》《金陵通傳》兩套卷帙眾多的年夜闡述。而在此之外，他又進一個步驟寫了一套瑣細的鄉土小志。在這些關于河道、橋梁、里巷、街道、物產等細部的鄉土記事中，陳作霖大批地徵引了《白下瑣言》的記錄。1917年，陳作霖的兒子陳稻孫秉持父親寫作《金陵瑣志》的精力，出書了《續金陵瑣志二種》。風趣的是，非論是友報酬《金陵瑣志》寫的序文，仍是陳稻孫本身寫的《凡例》，都付與《白下瑣言》更高的位置：
此則《板橋雜記》系興替于簡端，《白下瑣言》陶哀樂于弦外者矣!
是志所采，專以府縣志為主，導源于《建康實錄》《景定建康志》《金陵瑣事》《六朝業績編類》《白下瑣言》諸書，而輔以《板橋雜記》《客座贅語》及家君《金陵通紀》《通傳》。
這兩則引文顯示，到19、20世紀之交，余懷《板橋雜記》和顧起元《客座贅語》問世兩三百年后，對于晚明南京的描寫和追想，依然在施展影響。在19世紀中葉問世的《白下瑣言》，由于時期切近，對那時人的鄉土闡述，顯然有更年夜的形塑感化。鴉片戰鬥和承平天堂的騷亂，當然將南京的汗青成長帶向一個迥然分歧的標的目的，并給南京的城市景不雅和很多人的性命過程帶來宏大的沖擊。但從陳稻孫寫于1917年的凡例中，我們看到一個源于唐代《建康實錄》的汗青記憶，若何跨越朝代的斷裂，連綿千年而不竭，并將官方的帝都城城敘事和方志的傳統，透過贅語、瑣言及鄉土志一類更細部、更處所的私密性敘事類型，向下穿透，組成一個堅實、綿密的記憶之網。
…………
除了是一位忠孝分身的儒者，甘熙另一個留給親友素交和今世南京文獻編輯者的重要印象，是躲書家和方志學家。尹曉華在2007年為《白下瑣言》寫的導讀的第一句話就是:“《白下瑣言》為清代有名學者、方志學家甘熙所著。”這為甘熙的生平志業和《白下瑣言》的命意地點，作了最基礎的定位。而如許一個熱衷于鄉邦文獻的方志學家的抽像，非論是在《白下瑣言》的記錄，仍是在序文、後記中，都明白地浮現出來。依據介入《同治上江兩縣志》編輯任務的甘熙族弟甘元煥的說法，甘熙早年家居甘氏年夜院時代，就熱衷于處所掌故，在和處所士紳名人的交游宴集中，把握了各類關于處所的細節常識，積聚而成《白下瑣言》一書:“先仲兄閎博耆古，專意經世之學。……早歲里居，耽志掌固。發展城市，游止鱗掌，長德巨公，風騷彌劭。承平之宴，飫聞緒論。嗜記日多，筆札塵積。《白下瑣言》，此其一也。”
而依據甘熙的姻親、在金陵為諸生十年的方俊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所寫的序，可知甘熙從嘉慶中期以來，就應用津逮樓豐盛的躲書，開端撰寫《白下瑣言》一書。方俊寫序時，承平天堂活動還沒有產生，甘熙和相知的友人曾經在等待新的方志編輯者采用《白下瑣言》的記錄:“異日賢守令重建志乘，從之考獻，必將有取于是書。”1853年，承平軍占領南京，摧毀了南京的主要城市坐標年夜報恩寺，處所文獻也被大批摧毀，津逮樓的大批躲書付之灰燼。城市的殘缺和典籍的損失，讓同治年間縣志的編輯者，覺得絕後的壓力:“惟金陵之被兵也久，殘缺甚于他郡。昔之炳乎煥乎其文物者，已凘為涼風，深懼菲材缺乏復興治術。”“向聞金陵多躲書家，兵燹后典冊灰燼，臺閣簿籍掌故無考。即有好古搜討之士，安能鑿空而冥索乎?”擔任分修任務的甘元煥，在《白下瑣言》的跋序中，也說到異樣的逆境:“同治、光緒之交，踵開郡邑志局，搜求遺籍，百不獲一。嘉道前事，茫如墮霧，況且寢遠風聞異辭。”《白下瑣言》對方志編輯者的主要性，在這種困局下，益發突顯出來。另一位後記作者，就直接指出甘熙在烽火前自在撰寫的《白下瑣言》，在烽火之后更值得感謝:“若夫彝鼎圖書之嗜，賢者或訾為玩物喪志，而不知前人精力所寄，往往質疑訂墜，有不成思議之功用。居本日而言古學，殆有不克不及已者。金陵自粵匪之亂，朱氏之書已淪劫火，津逮亦僅有存者。師長教師獨能于喪亂之先，自在纂述，俾后人受而守之，由今以思，抑難道盛幸耶?”
甘熙對金陵掌故、文獻的愛好，除了源自和顧起元一樣的博古通今和鄉土之情，和津逮樓的豐盛躲書顯然也有密不成分的關系。甘熙和顧起元一樣，佈滿了對南京汗青傳承的情感，除了借著本身“往來無白丁”的門第淵源，從和處所耆舊、文人的來往、宴飲中，記著各類處所風聞、敘事，更善加應用津逮樓和朱緒曾等人的躲書，讓本身的零碎之談，處處顯顯露乾嘉考證之學的影子。後面曾提到顧起元在搜求處所文獻時，對“金陵古稱都輦，乃自國朝以上，紀載何寥寥”所發的感歎。但非論是“訛闕過半”的《金陵新志》，仍是“不知生死”的《景定建康志》，都被平穩地放置在津逮樓的一角:“先哲著作有關乎是邦考據者，近多掉傳。家瑜伽場地年夜人留意掌故，凡此類之書，搜訪尤殷。”這些近多掉傳，而被甘福決心搜訪得來的南京處所文獻，從唐代許嵩的《建康實錄》、宋張敦頤的《六朝業績類編》，到朱之蕃的《金陵圖詠》、顧起元的《客座贅語》、周暉的《金陵瑣事》，近四十種，此中當然也包含了顧起元特殊提到的《金陵新志》和《景定建康志》。
除了本身家中加入我的最愛的豐盛文獻，甘熙寫作經過歷程中也借用了同親名人朱緒曾開無益書齋中的收藏秘籍，相互訂正，并和朱緒曾及另一位有雷同志趣的處所文人金鰲一路會商，“證析異同”。從同治版的《江寧府志》將金、朱、甘三人的列傳前后并列這一個設定，我們也可以明白地看出這一個士年夜夫的處所收集在傳述處所汗青上所占有的凸起地位。這一小群對傳述處所汗青抱有殷切等待的文人士年夜夫，經由過程各自的家躲圖書、文獻彙集訂正和彼此會商交通，為行將到臨的府縣志重建任務，奠基下扎實的基本。從這個頭緒來看，非論是“待征”“詩匯”仍是“贅語”“瑣言”，都有了更嚴厲的時期意義。
就是這種為重建處所野史做預備的任務，讓《白下瑣言》這來源根基本應被劃進筆記小說之類的作品，佈滿了乾嘉考證結果普通的氣息。甘熙像考釋經典一樣，對處所文物、里巷、人物、地輿地位，作了看似零碎的考據修訂。順手可得的津逮樓躲書，也讓他的考據任務，更多了一份學問家的氣味。
年夜山寺在牛首山西，見《江寧縣志》。……凡牛首以西諸水，悉由此出，形家所謂水口羅星也。其上有古寺，俗呼曰“太岡寺”，有噴鼻楠樹一株，年夜數圍。……《縣志》又載：“團林庵在鳳臺門外小丹陽地，元順帝三年建。”今其庵尚存，然小丹陽距聚寶門九十余里，安可以“鳳臺門外”四字概之耶?故修志非土著人而留意掌故者，斷不成以從事。
這筆記載有幾個可以留意的處所：一、方志對處所建置奇跡記錄得很具體，一廟、一庵都盡能夠地標列；二、這些處所建置奇跡值得記錄，是由於其汗青經常可以上溯數百年；三、甘熙對山水地脈、堪輿之學的愛好，在這筆記載中已可一窺眉目；四、甘家舊居恰好位于城南聚寶門外的小丹陽。外埠來的士紳官員筆下年夜致這般的記敘，在一個留意考證的在地者眼中，是不克不及容忍的細緻，所以甘熙鄙人筆時，往往用相當激烈的字眼，責備這些外埠來的方志編輯者。上面幾個例子，都顯示了甘熙對這些外來方志編輯者輕率下筆的不滿：
又，《府志》及《上元縣志》所載鄉賢，有年夜學士蔣廷錫。蔣公常熟人，雍正六年授文華殿年夜學士，卒謚文肅。不知修志時何故過錯至此。
杏花村，在城東北鳳游寺之右。《府志》謂：“信府河，鳳凰臺一帶便是。”殊無分曉。信府河乃今長樂渡，有湯信國公祠，一東一西相往懸盡，何與鳳臺牽?混言之耶!然則修志者，必仔細參考，不成輕率下筆也。
鳳游寺因鳳凰臺而建，位于城東北，是晉時瓦官寺的地點，由於詩人李白的名句“鳳凰臺上鳳凰游，鳳往臺空江自流”而廣為后眾人所知，是南京有名的奇跡和游玩地。方志作者不分工具，混淆而談，難怪惹起甘熙的怒火。
秦鉅、秦浚墓在處真鄉移忠寺側，見《建康志》。按今木牛亭為處真鄉，檜墓在其地，予已詳考之。鉅字子野，檜之曾孫也。嘉定間，通判蘄州。金人入寇，與郡守李城之合力捍御，城破巷戰，逝世傷略盡。回署自焚逝世，二子浚、瀈從焉，后封義烈侯，見《宋史·本傳》。蓋逝世于蘄州，回葬于此也。浚為巨擘，而袁枚所修《縣志》誤認為弟，則謬甚。
秦檜作為奸臣的代表，異樣惹起處所學者的側目，顧起元和甘熙都曾對其墳場地點，有所考據。秦鉅固然是秦檜的后人，但父子三報酬國殉節，滿門忠烈，在器重忠義孝悌的甘熙眼中，其生平業績天然不克不及漫筆帶過，縣志的過錯是以顯得特殊刺目。
基于異樣的忠奸之辨，甘熙用了相當的篇幅，對南京貢院土神紀綱的身家來歷，作了具體的考辨：
貢院創于明永樂間，乃籍沒錦衣衛同知紀綱宅。……明德堂有《應天府尹王弼碑》可據。紀綱事詳《明史·佞臣傳》及王鳳洲《錦衣衛志》、陸粲《庚巳編》。而新修《府志》以綱為元集慶路行省丞相，與御史年夜夫茀壽偕逝世，葬于明遠樓下，靈爽赫濯，為貢院土神。非特時期訛舛，抑且忠佞顛倒，蓋沿《金陵聞見錄》之誤，而不考碑紀使然也。朱述之緒曾作七古辨之云：……弇州隱士撰《四部叢書》，特筆羅其詳：“……府尹王弼撰碑記，始末備載何煌煌。近來志乘不稽古，訛為丞相殉軍隊。御史行臺最忠烈，肯與此輩相頡頏。《元史》無征《明史》著，況復碑文儼在堂。忠佞顛倒非細事，烏可清濁淆滄浪。”
語氣一轉，甘熙又進一個步驟指出，方志的過錯，若何影響到后來寫作鄉土紀聞之類小敘事的作者：“錢塘陳退庵師長教師文述，刻有《秣陵集》八卷，皆題詠奇跡，詩詞綺麗。然此中現實訛誤，考據頗疏，如謂吳魯肅墓在上新河，乃沿王葑亭《金陵圖詠》之誤；以覆船山為承平門外，……杏花村在城南信府河，乃沿呂太守新修《府志》之誤。……可見奇跡一門，土著人非經訂正，猶掉其真，況他鄉人乎?甚矣!修志乘者之宜慎選也!”
甘熙在此處，以博雅的乾嘉考證學的精力，逐一指出方志記錄掉誤的根由地點。現實上，這些顛倒忠奸的最基礎性過錯，只需略微留意史乘或文獻記錄，就不應產生。晚明著名的文人學者王世貞曾經未來龍往脈交接得很是明白，但呂燕昭監修的嘉慶《新修江寧府志》依然耳食之言，而必需靠朱緒曾和甘熙如許關懷和熟習處所文獻、掌故的人再一次慎重地提示。甘熙對方志在這些事關忠奸的年夜節上所犯的過錯，指責嚴格，在口吻上和梁啟超在《桃花扇注》中，對在嚴重史實、人物及忠奸題目上的過錯的批駁，千篇一律。這些批駁，無疑讓我們對方志作為一種處所官方汗青的性質及其常識建構的方法、起源，有了一個從頭省思的比擬、參考點。《桃花扇》是文學、戲劇創作，大要很少人會用野史記錄的尺度來權衡其汗青敘事的對的性，但梁啟超由於煩惱劇作在形塑汗青常識、汗青記憶上的影響力遠跨越“對的”的汗青記錄，而對《桃花扇》的敘事嚴厲以對。
反過去看，由於方志披上了汗青的外套，被視為處所汗青敘事中最正式，也最具威望的常識系統，我們往往疏忽了方志編輯者在彙集材料、編輯史實的經過歷程中的肆意性及不成靠性。甘熙幾回再三反復陳說的門外漢和他鄉人修志的構造性和軌制性缺掉，恰是前述題目的一個重要起源。道聽途說的風聞顛末輾轉謄1對1教學抄，固然被歸入方志的常識系統中，仿佛具有了史實的框架，但這種敘事與劇作家的想象及筆記小說家瑣細、非正式的敘事之間的差別，確切是一個值得我們思慮的題目。詳細而言，假如我們將南京府縣志中大批征引顧起元、周暉及甘熙的筆記小說中的記錄這個現實斟酌在內，勢必會對形塑汗青記憶和處所常識的經過歷程，有更深刻的體認。風趣的是，甘熙固然用著乾嘉考證學者的口氣，批駁方志編輯者筆下的錯誤不實，念念不忘地認為重建方志做預備的心境，撰寫《白下瑣言》，并果真如愿告竣這個任務。但在同時，甘熙也用一種言之鑿鑿、真正的有據的口氣，傳述各類《聊齋志異》式的鬼怪故事，甘熙的南京記事是以像他既期許又批駁的方志一樣，在一個看似堅實的城市汗青之中，編織了各類奇幻虛渺的傳奇。里巷、院落、衙署和宅邸的暗處，既深埋著悠遠的典籍文學，也隨時有不成測度的鬼魂倏忽而至，它們逐一被收羅進甘熙的城南往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