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台灣包養的流傳、研討及其代表作
作者：龍淵（南京師范年夜學文學院）
來源：“古籍”微信公眾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臘月初三日壬子
耶穌2022年12月25日
《禮記》是戴圣編選，故別名《小戴禮記》，成書以后，便風行于世。戴圣用其傳授門生，劉歆議事時，加以征引，影響逐漸擴年夜。西漢以來，學者對《禮記》的研習就沒有中斷。《漢書·儒林傳》云“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橋仁是戴圣的門生。橋仁繼承其師之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以廣其傳，這是今朝了解的最早研討《禮記》的著作。
東漢時期傳習《禮記》者包養情婦，有慶普門生曹褒和馬融、盧植、鄭玄等人，馬融、盧植、鄭玄等均為《禮記》作注。鄭玄《禮記注》，是完全保留到明天的第一部箋釋《禮記》的專著。
三國時期，《禮記》在研討和流傳中，最可稱道者是《禮記》被列于學官，設置博士，成為《五經》之一，位置超過《儀禮》，傳承不絕。某一部文獻欲成為儒家之“經”，必須滿足一個條件，就是該書被統治當局“法定”，具體法式是朝廷為該書立博士，或謂“列于學官”。《三國志》卷十三《魏書·鍾繇華歆王朗傳》：“初，肅善賈、馬之學，而欠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于學官。”（《三國志》第2冊419頁,中華包養條件書局1998年）可見，王肅（195—256）之《禮記注》一完成，就列于學官。《魏書·三少帝紀》齊王芳正始七年（244）：“冬十仲春，講《禮記》，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以顏淵配。”時曹芳年十四歲。高貴鄉公曹髦于甘露元年（256）夏四月幸太學，先后問《易》《尚書》《禮記》之義于諸儒，《易》博士淳于俊、《書》博士庾峻、《禮記》博士馬照應對，時曹髦年十五歲。以此而觀，三國曹魏時期，已立《禮記》博士，馬照是文獻記載的第一個《禮記》博士。
兩晉南北朝時期，對《禮記》的研討和傳承，異常活躍。東晉時期，《禮記》位置甚至超過《儀禮》，多數皇子親習《禮記》，諸年夜臣在討論禮制時，經常征引《禮記》。據《經典包養dcard釋文敘錄》《晉書·儒林列傳》《隋書·經籍志》的記載，范宣、徐邈等有《禮記音》等著作。
南朝宋文帝劉義隆元嘉十五年（438），征雷次宗到雞籠山開館講儒學，次宗精《三禮》，后又于鐘山筑招隱館，請其為皇太子講《喪服》。南朝齊武帝蕭賾永明二年（484）制訂新禮時，王儉具體負責，在有關郊祀、明堂、雩祭、廟祭等禮儀制訂中，王儉、何佟之常征引《禮記》討論。南朝梁武帝蕭衍天監四年（505）設立國子學，設置《五經》博士各一人，明山賓、沈峻、賀玚等皆為博士，他們和何胤、皇侃等人，皆精曉《三禮》。
沈包養甜心網峻、沈文阿父子、賀玚及兒子賀革、賀季，皆兩代研讀《三包養甜心禮》，并制訂當朝禮制，開館講授《禮記》等，聽者甚眾。南朝陳傳習《三禮》者有沈文阿、沈洙、劉文紹、宋懷方、戚袞、鄭灼、賀德基等，年夜多為國子博士。據《隋書·經籍志》等記載，整個南朝，庾蔚之、蕭衍、何佟之、何胤、皇侃、戚袞、鄭灼等皆有研討《禮記》的專著問世。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初定華夏，便以經術為先，立太學，設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余人。北魏孝武帝元修包養感情永熙中，黃門李郁講說《禮記》。北周時期，《三禮》研討者，并出徐遵明之門。徐傳業于李鉉、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李鉉又傳授刁柔、張買奴、鮑季詳、邢峙、劉晝、熊安生，熊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徳、劉焯、劉炫等。其后生能通《禮經》者，多是熊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于《周》《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北周武帝宇文邕曾登門拜訪熊安生，“親執其手，引與同坐。……又詔所司給安車駟馬，令隨駕進朝，并敕地點供給。至京，敕令于年夜乘梵剎，參議五禮。宣政元年，拜露門博士、下年夜夫，時年八十余。”（《北史》第9冊第2744—2745頁）熊安生學為儒宗，專以《三禮》傳授門生，撰《禮記義疏》30卷。
南北朝時期，受釋教影響，對儒家經典尤其是《三禮》的研討，極為重視。改朝換代，制作新禮，均以《三禮》為依據，而最重《禮記》。凡研討《三禮》者，皆通《禮記》，而兼通《周禮》《儀禮》者，僅十之二三。據筆者粗略統計，南北朝時期研討《三禮》的經學著作，《周禮》有15種，《儀禮》有72種，《禮記》有32種，總論《三禮》的著作有9種，通論禮學者50種，總計接近180種（《三禮研討論著撮要》（增訂本），甘肅教導出書社2007年），遠遠超過對其它經典的研討。《三禮》中，尤其重視對《禮記》的研討，《禮記》在經書中的位置，已經代替《儀禮》而居《五經》之一。皇侃、熊安生之《禮記義疏》，就是該時期《禮記》研討的代表作。
陸德明《經典釋文》中之《禮記釋文》4卷，既總結兩晉南北朝為《禮記》注音的成績，又羅列《禮記》傳本之異文，為后人研討《禮記》供給了寶貴的資料。
隋唐五代時期，當局對《禮記》非常重視。隋朝包養犯法嗎的房暉、馬光、劉焯、劉炫、褚暉、牛弘等，皆明《三禮》，為世所重。唐朝傳習《禮記》的學者眾多，徐文遠、張士衡、孔穎達、賈公彥、王恭、李玄植、許叔牙、王元感、王方慶、褚無量、韋逌、高仲舒、韋叔夏等，皆精曉《三包養一個月價錢禮》。徐文遠曾為漢王諒講《禮記》；王恭為太學博士，講論《三禮》，別立義證，甚為精博。
唐朝繼承并極年夜地發展了隋代創置的科舉軌制，將考試科目分為常科和制科，常科每年舉行，科目有秀才、明經等五十多種，明經又細分五經、三經、二經、學究一經、《三禮》《三傳》、史科等。《新唐書·選舉志》曰：
凡《禮記》《年齡左氏傳包養網比較》為年夜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年齡公羊傳》《穀梁傳》為小經。通二經者，年夜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年夜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年夜經皆通，馀經各一，《孝經》《論語》皆兼通之。凡治《孝包養dcard經》《論語》共限一歲，《尚書》《公羊傳》《穀梁傳》各一歲半，《易》《詩》《周禮》《儀禮》各二歲，《禮記》《左氏傳》各三歲。……凡明經，先帖文，然后口試，經問年夜義十條，答時務策三道。（《新唐書》第4冊第1160—1161頁，中華書局1975年）
這些規定，影響中國文明一千多年，為學子研讀傳承儒家經典《禮記》等，供給途徑。唐代分年夜、中、小經，乃依據經書字數。《禮記》《左傳》是年夜經，但就字數而言，《禮記包養甜心網》是《左傳》的一半，故研習者多。學子若包養情婦需通二經、三經或五經，必須選年夜經一部，故選《禮記》者多，選《左傳》者少。中經是《詩經》《周禮》《禮記》，但《周禮包養價格》《儀禮》顯然比《詩經》死板有趣，故研習者少。所以，《禮記》位置逐漸高于《儀禮》，此亦一主要緣由。
顏師古專門考定《禮記》文字，孔穎達掌管撰寫《禮記正義》70卷，并列為科舉考試的定本。假如說鄭玄《禮記注》初步奠基了《禮記包養心得》的位置，《禮記正義》就進一個步驟加強了《禮記》在學術界的權威性，并使《禮記》正式進進《五經》。
五代后周時期，又將《禮記》等儒家經書付之棗梨，雕版印刷，為《禮記》的進一個步驟流傳，奠基了堅實基礎。文獻的雕版印刷流傳，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此后，《禮記》的流傳就重要情勢而言，進進了印刷傳播的時代。問學之士，無筆札之勞，得獲觀《禮記》全書。
兩宋時期《禮記》的研討，重要表現在《禮記注》《禮記正義》《禮記釋文》的刊刻和匯印，對《年夜學》《中庸》《儒行》等單篇的重視和翻刻，衛湜《禮記集說》的撰寫等，這是與兩宋重視儒家經典、書院教導分不開的。聶崇義、邢昺、孔維、李覺、王安石、王昭禹、易袚、葉時、李如圭、張淳、陳祥道、宋申、朱熹、黃幹、衛湜、黃震等皆好《三禮》。如邢昺，嘗在東宮及內廷，為宋太宗講《禮記》等經典。孔維、李覺曾為《禮記》博士。衛湜《禮記集說》是該時期《禮記》研討的代表作。
唐代韓愈、李翱以維護儒家之道自居，韓愈《原道》、李翱《復性書》，倡導愛崇儒學，排擠釋教，認為《年夜學》《中庸》是與《周易》《尚書》《詩經》同等等主要的儒家經典。《年夜學》中“正、誠、修、齊、治、平”等修養德性之法式和《中庸》之“包養俱樂部中庸之至德”的思惟，對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等影響甚年夜。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四書或問》《中庸輯略》等，將《年夜學》和《中庸》舉高到與經劃一的位置，成為讀經的“進門書”和“階梯”。對《年夜學》和《中庸》的重視，也極年夜地進步了《禮記》位置，擴年夜了《禮記》的影響。在倡導自修的宋代，對《儒行》也很是重視。宋太宗于淳化三年（992）下詔刻《儒行》篇賜于近臣和進士。
元代科舉考試，《禮記》用鄭玄《注》和孔穎達《疏》。郝經、趙復、許衡、劉因、許謙、吳澄、陳澔、陳櫟等，皆元代有名之經學家，吳澄《禮記纂言》和陳澔《禮記集說》都是《禮記》研討的代表作。
明代對《禮記年夜全》30卷的刊刻，進步了《禮記》的位置。明朝研討《禮記》的學者有戴冠、黃乾行、宗周、聞人德性、徐師曾、王覺、徐養相、王圻、李天植、柯尚遷、馬時敏、姚舜牧、林兆珂、陳與郊、孫礦、沈一中、湯三才、湯道衡、郝敬、余心純、劉宗周、秦繼宗、陳有元、楊梧、朱泰禎、陳鴻恩、童維巖、許士柔、黃道周、許兆金、楊鼎熙、朱朝瑛等，他們都有《禮記》研討的包養sd著作問世。
在《禮記》的傳播史上，明代長短常主要的時期。這不僅表現在當局的重視和學者的女大生包養俱樂部研討，還表現在大批研討《禮記》著作的刊印流傳。《禮記》經文、注、疏和釋文之匯刻，始于南宋，但《十三經》各經、注、疏所有的匯刻，可考知者，始明嘉靖時李元陽《十三經注疏》，此中有《附釋音禮記注疏》63卷。萬歷時，北京國子監據李元陽本重雕《十三經注疏》。崇禎時，毛晉汲古閣又刊刻《十三經注疏》。以上三本，分別稱嘉靖本、萬歷本、崇禎本。明代將《十三經注疏》匯集刊刻，不僅為學者研討經學供給了便利，也有利于《十三經》的流傳，《禮記》也不破例。
《禮記》在清代的流傳，年夜致從當局開“三禮館”并組織學者注釋《三禮》、大批學者投身《三禮》研討、加入我的最愛并刊印前代和當代《禮記》研討結果等方面，可觀察到概貌。
乾隆元年（1736），高傲宗鑒于其祖父圣祖為《周易》《尚書》《詩經》《年齡》等四經編纂“義疏”，惟《三禮》獨缺，乃開“三禮館”，錄用鄂爾泰、張廷玉、朱軾、甘汝來為總裁，方苞、李清植、任啟運等為副總裁，一時精于《三禮》之學者褚錦、恵士奇、杭世駿、蔡德晉、吳廷華、姜兆錫等任纂修之職，修纂《三禮義疏》。《日講禮記義疏》64卷、《欽定禮記義疏》82卷的修纂印行，不僅對清代初期以前研討《禮記》的結果在必定水平上進行了總結，更主要者，表白了清代統治者對《禮記》等禮書的態度。這種表態，無疑促長了清代學者研討《三禮》的熱情，其導向領航感化，決不成低估。
清代研討《三禮》之學者，有張爾岐、徐乾學、萬斯年夜、蔡德晉、毛奇齡、亂世佐、李光地、李光坡、方苞、吳廷華、金曰追、沈彤、褚寅亮、秦蕙田、江永、恵士奇、惠棟、戴震、金榜、阮元、顧廣圻、程瑤田、孫希旦、朱彬、凌廷勘、任年夜椿、孔廣森、張惠言、胡匡衷、胡培翚、邵懿辰、黃以周、孫詒讓等。就《禮記》研討的著作而言，除前述外，以孫希旦《禮記集解》和朱彬《禮記訓纂》最為著名。
就經學而言，清人匯刻經學研討叢書，總結清代以前和清代學者研討經學的結果，最為有名者有《通志堂經解》《十三經注疏》《四庫全書·經部》《清經解》、《清經解續編》等叢書的編纂。而《禮記》的流傳，與這些叢書的編纂，親密相關。
《禮記》白文經的刊刻于石碑者，有唐代“開成石經”、北宋“嘉祐石經”、南宋“南宋石經”、清“乾隆石經”四次，此中“嘉祐石經”“南宋石經”已經損毀。
近百年的《禮記》研討，體現在五個方面：一是大批《禮記》研討的傳世著作，以購躲、捐贈等分歧情勢，分別加入我的最愛于國家、省、市圖書館、博物館和年夜學圖書館。二是攝影、印刷、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出書界對傳世《禮記》研討著作不斷影印出書，供讀者研討和閱讀；三是伴隨古籍收拾事業的發展，出書了一批對《禮記》進行“今注今譯”的著作，敏捷擴年夜了《禮記》在學術界的傳播；四是應用《禮記》記載，研討先秦時期的歷史和名物軌制；五是收拾《禮記》研討的代表作，編著《禮記》研討論著目錄。
為研討和初學《禮記》的便利，我們介紹幾種《禮記》研討的代表作：
1.《禮記注》20卷，漢鄭玄撰。《禮記》在鄭玄以前，已有馬融、盧植、高誘等人為之作注，且所據之本互有分歧。鄭玄《禮記注》是一部箋釋《小戴禮記》的專著，其注解《禮記》的特點是注釋經文，簡潔明了；校勘精審，保留異文；多言聲訓，擇善而從。《禮記注》風行以來，深受學者推重，傳抄刊刻，代而有之，故其版本甚多。宋淳熙四年（1177）撫州公使庫刻本《禮記注》20卷《釋文》4卷，今躲國家圖書館，《古逸叢書三編》《中華再造善本》影印此包養價格本。南宋孝宗時期（1163-1189）余仁仲本《禮記注》20卷，是今朝所知《纂圖互注禮記》20卷、元十行本《禮記注疏》63卷中經、注和釋文之源頭，《中華再造善本》《國學基礎典籍叢刊》影印此本。
2.《禮記正義》70卷，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是孔穎達與朱子奢、李善信、賈公彥、柳士宣、范義頵、張權等共撰，貞觀十六年（642），又與前修疏人及周玄達、趙君贊、王士雄等修正定稿，最后由趙弘智審定。此書專門疏解鄭玄《禮記注》，重要依據南朝梁皇侃《禮記義疏》，參考北周熊安生之書，接收他包養妹們的義疏結果，修撰而成。該書確立“疏不破注”的原則，對鄭《注》或疏證，或補闕，或考鄭《注》之所據，對于皇侃、熊安生等人之異說，多加駁斥；全書引證繁富，尤其留意應用《三禮》經文及有關鄭《注》互證，考證比較詳博；為奪目考慮，每篇之中還分節統釋段落年夜意。征引所及，保留了不少佚書資料。《禮記正義》單疏本的版本，今可考見者有古卷子手本《禮記正義·包養故事曲禮》殘卷，《四部叢刊三編》據以影印。敦煌遺書中有S.1057《禮記正義·禮運》殘片、P.3106B《禮記正義·郊特牲》殘卷、S.6070《禮記正義·郊特牲》殘片等三件。（許建平《敦煌經籍敘錄》，中華書局2006年）刻本有北宋刊殘本《禮記正義》殘存8卷（63—70），今躲japan(日本)享延文庫，《四部叢刊三編》據以影印。八行本《禮記正義》70卷于南宋紹熙三年（1192）刊刻問世，包養網推薦此本將《禮記》經、注、疏匯刻于一路，今加入我的最愛在國家圖書館；平易近國年間董康和潘宗周將其影印，《中華再造善本》亦影印此書。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附釋音禮記注疏》63卷，曾是最為通行的版本。2008年9月，上海古籍出書社出書了呂友仁師長教師收拾的《禮記正義》上、中、下三冊，該書以八行本為藍本，以宋淳熙本《禮記注》、宋本《纂圖互注禮記》、阮元《十三經注疏》本《附釋音禮記注疏》等為參校本，并接收阮元、王引之、張敦仁、孫希旦、俞樾、王國維、黃侃等人的校勘結果，這是今朝最為通行的《禮記正義》收拾本。呂友仁師長教師收拾的《儒躲》本《禮記正義》（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6年），與上古本比較，后出轉精，值得重視。
3.《禮記集說》160卷，宋衛湜撰。衛湜，字正叔，號櫟齋，宋吳郡（今江蘇蘇州）人。官至寶謨閣直學士，學者稱櫟齋師長教師。是書采摭群言，最為賅博，自鄭玄《注》而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其他書觸及《禮記》者，所采錄者尚不在此數，而這些書，自鄭玄《注》及孔穎達《正義》外，原書多無存者。此書采摭最為繁富，有不知其書與不知其人者，凡四十九家，皆賴此書以傳，真乃禮學之淵藪也。版本有宋嘉熙四年（1240）新定郡齋樸之叔刻本，今躲國家圖書館，還有《四庫全書》本。
4.《禮記集說》16卷，元陳澔撰。陳澔（1261—1341），字可年夜，號云莊，元都昌縣（今屬江西九江）人。朱熹四傳門生，曾長期隱居，后為黃梅縣教諭、白鹿洞經師，著《禮記集說》16卷。《禮記集說序》曰：“欲以包養意思坦明之說，使初學讀之，即了其義，庶幾章句通，則蘊奧自見，正不用高為議論而卑示訓詁之辭也。”《四庫全書總目》曰：“澔所短者，在不知禮制當有證據，禮意當有發明。而箋釋詞句，一如注《孝經》《論語》之法。故用為蒙訓則有馀，求以經術則缺乏。朱彝尊《經義考》以‘兔園冊子’詆之，固為已甚，要其說亦必有由矣”。四庫館臣的評價較為公允，與鄭玄《注》、孔穎達《正義》、衛湜《集說》比擬，是書確為淺顯，但其簡便易學，故深受人們青睞。是書之版本，最早為十六卷，明弘治間，書坊射利，合并為十卷發行，錯誤甚多，故于嘉靖間，福建處所當局發布通知佈告，令各地按照官版發行，不得另行改刊，否則，將治重罪，故分為三十卷印行。所以，《禮記集說》分卷有十六卷、十卷、三十卷之別，但內容雷同，有清以來，十卷本最為風行，極易查找，不再羅列。
5.《禮記集解》61卷，清孫希旦撰。孫希旦（1736—1784），字紹周，浙江瑞安人。乾隆戊戌（1778），以一甲第三賜進士落第。曾參與纂修《四庫全書》。著有《禮記集解》61卷。孫詒讓說：“師長教師獨辟途徑，研精《三禮》。博考精思，于禮經軌制，參互研核，致多心得。其釋戴《記》，兼綜漢、唐、宋諸儒，及近代顧炎武、戴震之說，擇善而從，無所偏主。……其學求之近代，當于張稷若、江慎修相頡頏。”（清孫詒讓撰，潘猛補校補《溫州經籍志》上冊第135頁，上海社會科學甜心花園院出書社2005年）孫希旦歷時十多年，參考鄭玄、孔穎達、呂年夜臨等人之說，漢宋兼采，箋釋經文，訓詁名物，闡釋禮義，對《禮記》進行了周全注解。《禮記集解》在孫希旦生前并未發行，后經項幾山、孫鏘鳴、孫衣言等三人收拾謄清，于咸豐十年（1860）六月，由孫包養心得氏兄弟開始雕版，同治七年（1868）三月，全書才刻印完成，即盤古草堂刻本，前后經歷八年。《禮記集解》最通行的版本是中華書局點校本，沈嘯寰、王星賢點校，三冊，中華書局1989年2月出書，1995年5月重印，臺灣文史哲出書社于1990年8月據中華書局點校本重印。
6.《禮記訓纂》49卷，清朱彬撰。朱彬（1753—1834），字武曹，號郁甫，清揚州府寶應縣（今江蘇省揚州市寶應縣）人。該書參考漢至清代學者九十多人的研討結果，征引很是廣博。對後人注解，仔細考慮，擇取精義，保留舊說，箋釋簡明，然乏己見。《禮記訓纂》最早由朱士達于咸豐元年（1851）刊刻于宜祿堂。1996年10月，中華書局出書饒欽農點校本，此本以咸豐元年宜祿堂校刻本為藍本，用《四部叢刊》影宋本《纂圖互注禮記》、阮元刻《十三經注疏》中之《禮記注疏》《四部備要》本《禮記訓纂》校勘，是今朝最為通行的版本。
7.《禮記譯注》，楊天宇師長教師撰。《禮記譯注》書前有“《禮記》簡述”“譯注說明”。“《禮記》簡述”分關于《禮記》的來源與編纂、關于《禮記》的內容和分類、《禮記》在漢代的傳本與鄭注《禮記》、漢以后的《禮記》學、怎樣讀《禮記》等五部門，討論《禮記》相關問題。“譯注說明”是注譯之凡例。該書以中華書局影印阮元校刻包養平台《十三經注疏》本《禮記》為藍本，按照原書分為四十九篇，每篇包含解題、原文、注解、譯文和小結五個部門。解題重要說明該篇的命題之義、重要內容，部門解題探討了該篇的寫作年月和作者。注釋對各種名物和禮儀軌制進行著重解釋。譯文以直譯為主。小結歸納綜合該節年夜意，兼附後人對該節的考辨文字。此書注釋詳盡，征引豐贍；解題簡明，譯文清楚。書后附“重要援用書目”。該書于上海古籍出書社1997年出書繁體字本，2004年7月出書了簡體字本。
8.《禮記全譯》，呂友仁師長教師撰。該書前有“媒介”，分關于《禮記》的書名、《禮記》四十九篇的編者和作者、《禮記》的內容與《禮記》位置的日益進步、包養留言板《禮記》的鄭注和孔疏、有關譯注任務的交接等五個部門，探討相關問題。該書經文以八行本《禮記正義》為主，分為四十九篇，每篇包含題解、原文、注釋、譯文四部門。該書的注譯方式，正如作者所說：“在注解時，腦子里始終存在著顏師古注《漢書》時的幾句話：‘凡舊注是者，則無間然，具而包養平台存之，以示不隱。其有指趣略舉，結約未伸，衍而通之，使皆備悉。……若泛說非當，蕪辭競逐，茍出異端，徒為煩冗，祗穢篇籍，蓋無取焉。舊所闕漏，未嘗解說，普更詳釋，無不洽通。’我們也了解這樣有點懸的太高，自不量力；但我們還了解‘取法乎上，得乎此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的事理。所以我們只能盡本身最年夜的盡力，做到不自欺，不欺人。”書后附錄重要參考書。該書于難解禮制，詳為解說；注釋簡明，譯文流暢。貴州國民出書社1998年12月出書。
9.《禮記譯解》，王文錦師長教師撰。該書前有“媒介”，簡單介紹《禮記》概況和譯解原則。王文錦師長教師說：“黃侃師長教師批校的《禮記》較精，本書的《禮記》註釋即采用黃師長教師的校本，另施舊式標點，并調整了段落。本書的注，僅在標出原文某些字的標準讀音和選錄一些主要的校勘。注音仿楊伯峻師長教師《年齡左傳注》例，用同音字來標音。《禮記》註釋有訛誤處，即出校指出，譯文依校文，而註釋依然堅持原貌，不敢擅動。本書有譯有解，故名譯解：凡平文年夜意，即采用直譯方法，譯文僅隨原文，亦步亦趨；而碰到簡奧、艱澀或觸及名物軌制的語句而直譯缺乏以明原旨者，就酌予申釋疏解。不論是譯還是解，都本著傳統懂得往表述，不曾決心求新。”全書以黃侃師長教師的《手批白文十三經》本之《禮記》為藍本，每篇分原文、注音和譯解三部門。注音采用直音法，注釋極略，譯文詳明，對難解之名物軌制，于譯文解說，甚便閱讀。中華書局2001年9月出書。
10.《〈禮記〉成書考》，王鍔撰。是書分“年齡末期至戰國後期的文獻”“戰國中期的文獻”“戰國中早期和早期的文獻”“《禮記》的成書及其在東漢的流傳”等四章，考辨《禮記》四十六篇的成篇年月和編纂者、編纂年月。我們認為，《禮記》是一部孔後輩子、門人及此后學者論述先秦禮制的論文集。先秦時期，《禮記》四十六篇，或單篇流傳，或收錄在某一門生的著作中，或被編選在儒家門生傳授的分歧“記”文中，作者并非一人，寫作年月前后紛歧。《禮記》中年齡末期至戰國後期的文獻有《哀公問》等十四篇，戰國中期的文獻有《奔喪》等十九篇，戰國中早期和早期的文獻有《深衣》等十三篇。《禮記》由西漢《禮》今文學博士戴圣所編纂，其成書的時間在西漢宣帝甘露三年（前51）以后，漢成帝陽朔四年（前21）以前的三十年中。《禮記》編選的資料來源有古文《記》百三十一篇等五種和其他如《曾子》《子思子》等儒家文獻。今朝所知最早研討《禮記》的著作是戴圣門生橋仁的《禮記章句》篇。東漢馬融、長期包養盧植曾經對《禮記》進行過“往其沉重”的收拾任務。鄭玄作《禮記注》時，就是依據馬融收拾的“定本”。《禮記注》是今朝所知完全保留到明天的《禮記》最早注本。《禮記》四十六篇在傳抄流傳過程中，《王制》《郊特牲》《鄉飲酒義》《燕義》等個別文獻，有秦漢人增添的文字，但其主體部門，是先秦之作。四十六篇都是年齡末期和戰國時期孔子及其學生、后學之作。不克不及因《禮記》是西漢人戴圣編纂，就把《禮記》四十六篇認為是漢代的著作。中台灣包養網華書局2007年3月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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